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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空间大国互动关系对战略稳定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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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中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成分加剧。网络空间作为新兴领域，先进技术在军事安全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应用或撬动地缘政治经济版图，因而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根据经典战略稳定理论，勾勒出中美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即非对称核威慑、共同的敌人与共同的利益以及经济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中美网络空间博弈如何在战略安全、全球治理和经济相互依赖三个维度上对双边战略稳定产生影响，并提出针对中美网络战略稳定的三重改进方案，促进网络空间成为维护中美战略稳定的“防火墙”而非“导火线”。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稳定；网络安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内容目录：

0　引　言

1　中美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

2　中美网络空间博弈对三大基石的影响

3　中美网络战略稳定的三重改进

4　结　语

0　引　言

当今世界，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嵌套。一方面，人类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活动都映射到网络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应用也帮助人类不断改造物理空间。因此，网络空间的战略稳定与现实世界的和平发展密切相关。而在大国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美国明确将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大肆渲染网络威胁，煽动冷战情绪，网络空间已然成为中美大国博弈的第一线。如何确保网络空间战略稳定成为中美两国避免更加激烈冲突和对抗的“防火墙”而非“导火线”，是亟待研究和思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1　中美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

战略稳定的概念源于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的实践，主要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两个方面。其核心含义是无论在政治安全层面还是技术军备层面，都不存在促使某一方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或挑起军备竞赛的诱因，从而使得双方能够确保整体较为稳定的互动模式。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非对称的核威慑、共同的敌人与共同的利益以及经济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历史上中美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反复对中国采取“核讹诈”。直到中国拥有了核武器，这一局面才逐渐有所改善。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稳定几乎随着双边关系的解冻而同步形成。中美两国的核能力显然是维护双方战略稳定的首要基础。

但与美苏之间的战略稳定不同，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也没有发展像美苏那样能够实现“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武库，而是发展成为一种非对称的核威慑战略。除此之外，共同的敌人是当时确保中美战略稳定的另一大关键。而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终结，中美两国对彼此军事能力和战略意图的猜疑明显增加。所幸在21世纪的前十年，双方很快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扩散、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等议题上找到共同利益。再者，中国不断改革开放和融入国际体系，使得中美在经济领域越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依赖要求双方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从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围堵进一步加深。尤其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甚至将事态扩大到科技和人文交流领域。中美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松动。在核威慑领域，尽管部分开明人士积极推动核军控进程，但美国政府整体上还是沿袭了冷战时期的实战威慑战略，不惜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推动核武库的现代化，从而提升核武器的精度、快速打击及其小型化和隐身性能。这些特性都意味着美国的核武器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使用门槛越来越低、使用选择越来越多，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核战争爆发的风险。除了挥舞“核大棒”以外，美国还积极打造以导弹防御为代表的先进常规武器系统，旨在建立核常融合、攻防兼备的全面威慑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长期坚持打造一支精干有效的核力量。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穷兵黩武，无疑损害了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尽管中美两国依然在诸多全球治理议题上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这些议题对国家安全的紧迫程度远不及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可能爆发的冲突。哪怕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部分美国政客宁可将矛盾转嫁给中国，通过鼓吹所谓“中国威胁”来攫取政治资本。最后，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带来和平与稳定。尤其对美国国内不同的利益派别来说，那些看重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商业团体往往倾向于支持相互依赖；那些可能蒙受损失的群体会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而那些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则会主张中美“脱钩”，避免美国的供应链受到污染，并尽可能减少相互依赖对美国造成的制约。

巧合的是，差不多在2010年前后，随着美国正式提出“互联网自由战略”以及“棱镜门”计划和“震网病毒”等一系列事件的曝光，全球主要大国纷纷推出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并组建网络部队。网络空间也由此成为中美博弈的重点领域之一。2013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加州会晤后，确认将通过建立综合性对话机制来解决网络安全，尤其是网络商业窃密问题。

然而，2014年5月，由于美国司法部单方面起诉五名中国现役军官，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对话机制一度中断。尽管后来双方通过建立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管控分歧，但美国仍然以网络窃密为由多次起诉所谓中国黑客，尤其是现役军人。2017年4月海湖庄园会议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作为中美四个高级别对话之一，主要聚焦于打击网络商业窃密和海外追逃等问题。但自从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以来，相关对话机制陷入停滞。尽管双方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由于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深度嵌套，双方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将对战略稳定的三大基石产生深刻的影响。

2　中美网络空间博弈对三大基石的影响

非对称核威慑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首要基础。然而，美国不断推进网络空间军事化，大搞进攻性的网络战略，不仅可能引发中美网络冲突升级，而且还会波及到核战略稳定领域。作为武器的网络攻击本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首先，何种网络攻击构成国际法上的武装冲突行为至今没有定论。因此，对于处在灰色地带的网络行为的性质判定可能存在较大的主观性甚至随意性。

其次，由于网络空间的技术特征，尤其在缺乏相关国家政治和法律支持的情况下，溯源依然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容易引发纠纷和误判。

再次，即便能够精准溯源，如何反制相关网络攻击行为并维护国家利益同样是一大难题。根据国际法中的比例原则应当采取同等的网络攻击进行报复，但考虑到对手的网络防御和系统弹性，网络报复未必能够阻止对手发动进一步的网络攻击。

即便网络报复成功，如果对手并不十分依赖于网络系统，无法造成巨大的损失，那么报复的效果也不一定足以慑止对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选择是主动升级，将网络冲突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增加对手的成本，发挥美国的优势。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政府，无论是美国《国家网络战略》还是《国防部网络安全战略》都反复强调以网络威慑战略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这里的网络威慑绝不是单纯以网络攻防来应对网络威胁，而是一记包含了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多种手段在内的组合拳。在美国“网络空间日光浴室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将致力于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网络威慑战略。其实质是针对不同的网络攻击场景，具有跨部门、多主体、多手段的“三多”特征，举全国之力增加对手实施网络攻击的行动成本，兼具灵活反应和跨域威慑的性质。一旦中美之间爆发网络冲突，除了网络报复之外，中国很有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外交施压、经济制裁、法律起诉甚至军事打击。这显然容易导致网络安全问题扩大化，损害中美战略稳定。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主动升级策略可能直接威胁到中美两国的核战略稳定。在美国最新的《核态势评估》以及国防部的多份报告中都指出，美国保留对大规模网络攻击进行核报复的权利。这种明显违反比例报复原则和不顾人道主义法相关要求的政策宣示凸显了美国的霸道逻辑，网络冲突也由此与核战争密切关联起来。近年来，美国多个研究机构不断对网络攻击可能威胁到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系统发出警告。一旦供应链受到污染，核武器系统的安全性将受到严重挑战。预警卫星也可能由于受到网络攻击而发出错误指令。与之相近的案例是，美国曾通过“震网病毒”瘫痪了伊朗的离心机，并与俄罗斯在电网和卫星控制系统中爆发网络冲突。而这类针对核设施的网络攻击都极有可能导致意外发射或使冲突升级至核战争层面。

除此之外，美国还提出“主动抑制发射”的先发制人策略，通过将网络攻击与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对对手的导弹发射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扭曲了攻防力量间的平衡。最后，作为网络技术的自然延伸，人工智能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核武器相关的侦查、维护和决策辅助系统。美国还计划前沿部署能够搭载核武器的各种无人作战平台，进一步增加误判和意外发射的风险。尤其对中国规模较小的核武库来说，或面临美国包含网络手段在内的综合打击以及将网络冲突升级到核领域的双重风险，从而威胁中美战略稳定。

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利益是维护中美战略稳定的第二大基石。尽管中美两国近年来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双方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议题上的认知和实践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美国积极推崇互联网自由战略，认为网络空间是所谓“全球公域”，弱化政府的作用而强化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参与。中国则始终坚持网络主权原则，将国家主权自然延伸到网络空间，确保对网络空间的有效监管。但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同样利用其网络主权，强化网络安全战略、网络军事力量和相关法律体系。在所谓“黑客干预选举”之后，美国更是明显强化了对网络内容的审查和管控。

实际上，美国倡导互联网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力，从而确保美国在网络空间中的自由行动不受阻碍，并巩固其数字霸权。因此，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两大互联网国家难以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及行为准则制定方面达成共识。具体表现为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的多次讨论无果而终，并出现了以美国主导的政府间专家组和中俄主导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并行的情况。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安全和多边治理体系在网络空间秩序维护和规则制定方面作用有限，《联合国宪章》《国际人道法》等现有国际法如何适用面临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方面强化自身的进攻性网络战略，以“震网病毒”“棱镜门”“索尼影业”等事件凸显自身在网络攻击和大规模监控方面的实力，以网络威慑、“防御前置”和“持续交战”等政策威胁他国网络安全和网络主权。另一方面，美国纠集“五眼联盟”、北约国家和日本等主要盟友，共同组建针对中俄等国家的网络情报体系，并在反制和报复网络攻击的政策上协调一致，将传统联盟体系扩展到网络空间。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中俄排除在外，推动《关于在网络空间促进负责任的国家行为的联合声明》等一系列网络空间国际行为准则框架，使得原本已经十分复杂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网络空间“巴尔干化”加剧。

最后，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在维护战略稳定的过程中本来就具有“双刃剑”的效应，而在网络空间方面其负面效应在近年来尤为凸显。随着中国在以5G为代表的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领先，美国国内开始盛行所谓“红色技术威胁”或是“数字东方主义” 的论调。

其本质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视角来叙述凡是中国的信息技术一定是用于监控和国家安全目的，凡是中国的数字经济应用一定存在隐私泄露的问题，凡是中国在技术研发或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一定是靠包括网络窃密和违法市场经济规则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这套政治说辞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凝聚美国民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对古老东方神秘国度的忧惧，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而且能够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衰落和经济上的凋敝开脱责任，并重新凝聚西方民众对自身文明和制度的认同。

然而，技术进步本身是中立的，经济发展亦有其客观规律。美国的这套说辞不仅混淆视听，而且正成为撬动中美“脱钩”的有力砝码。更何况当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模式进行指责时，美国自己同样将技术应用服务于国家安全。它从不反思大规模的监控和数据攫取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也从不反思为何本国缺少适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土壤。相反，为了确保数字霸权，美国开始近乎疯狂地打压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扩大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制裁以及司法调查等多种手段，将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从全球供应链甚至国际市场中切除。

对于以字节跳动为代表的应用型互联网出海企业，美国以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为由对其进行司法调查，其结果往往面临市场准入限制，巨额罚款或是恶意收购。随着经济和科技交往议题被越来越多的政治化和安全化，中美两国围绕数字规则和数字地缘经济的博弈将进一步加剧。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双方都会更多地强调数据本地化存储而限制全球数据流动。在供应链安全方面，双方可能重建各自的全球供应链，最终形成两套标准、两套产品和两套规则体系。这种数字地缘经济集团的出现将加剧中美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

3　中美网络战略稳定的三重改进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博弈已经从战略安全、全球治理和经济相互依赖三个维度严重影响到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为了使网络空间成为中美战略竞争和冲突的“防火墙”而非“导火线”，当务之急是确立一套系统性的、可以被双方所接受的中美网络战略稳定框架。首先，在战略安全领域，中美应当就网络攻击问题划定红线，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关键基础设施，尤其是核武器相关的指挥控制系统应当明确被排除在大规模网络攻击之外。尽管中美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确立过多个对话机制，但两国军方在网络对话及相关信任建立措施方面的实践较为有限。

考虑到中美两国在核领域曾确立互不瞄准机制，在网络领域两国政府尤其是军方通过对话机制，明确各自网络行为的意图，共同商定网络攻击的禁区，制定网络危机的处置流程，对于防范网络冲突升级来说至关重要。在军事和战略研究领域，应当建立常态化的一轨半或二轨对话，通过厘清相关概念和理论专业词汇避免误判，结合模拟场景推演设计网络冲突预案和争端解决机制。

在全球治理层面，尽管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国际规制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确保全球网络空间正常运转仍然是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当前国际社会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军控体系以及国际法规则在面临网络冲突时暴露出诸多短板，难以有效发挥预防、调停和冲突降级的作用。以“想哭”为代表的国家武器级网络病毒的泄露对全球网络空间乃至现实世界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中美两国应当在防止武器级网络病毒扩散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并推动全球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计划。除此之外，以大数据、云计算、量子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相关技术的扩散和恶意使用或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有义务共同引领网络及其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让先进技术更好的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使诸如致命自主武器之类的恶意使用最终毁灭人类文明。

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然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亦是今后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全球金融、能源、高端制造、智慧城市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数据跨境流动因而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博弈的焦点。然而，以技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态度对待数字产业的发展，只会把蛋糕做得越来越小，最终损人不利己。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立法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方面应当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平衡好数据跨境流动与本地化存储之间的关系，兼顾整体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保障供应链安全方面，由于全球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深度嵌套，“脱钩”不仅不可能保证绝对安全，反而会大幅降低生产效率。中美双方应当避免动辄以“脱钩”的消极方式对待可能存在的漏洞和风险。

相反，中美可以围绕防范供应链风险开展磋商，并共同设计一套能够推而广之的供应链风险防控解决方案。例如强化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采购商、运营商和供应商的安全保障、透明度以及问责机制，将供应链风险切实纳入到企业风险管理当中。采购方可以组建安全评估联盟，供应商则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通过设立漏洞赏金计划来鼓励全球安全专家来发现其产品的漏洞。两国政府还可以鼓励相关行业共享安全漏洞和威胁信息，逐步扩大漏洞库和病毒库的共享规模。

4　结　语

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双边战略稳定至少包含非对称核威慑、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利益以及经济相互依赖三个层次。网络空间作为物理世界的映射，必然反映中美在这三个层次上的博弈，同时又会对中美战略稳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考察中美网络战略稳定不能就网络谈网络，而必须以整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通盘考虑中美网络空间博弈与战略安全、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当然，对网络安全的担忧不应当成为阻碍网络技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网络作为一种工具，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又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究竟是引发冲突和对抗，还是造福世界人民，其结果完全取决于国家如何进行规范、引导和互动。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大国，应当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一技术，尽可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其对两国战略稳定和全球公共利益可能带来的损害；防止冷战思维和军备竞赛在这一新兴领域沉渣泛起。同时，应当遵从普惠原则，缩小技术鸿沟，实现共同发展。也只有通过共同发展，中美才能避免落入大国争霸的陷阱，人类才能最终摆脱战争的陋习，告别核战争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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